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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省市试点外资独资医院定位是否“高大上”?

导读:  原标题:“洋医院”扎根中国还要迈过几道坎?--7省市试点外资独资医院追踪  新华网北京8月28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吕诺、龚雯、吴俊)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近日发出通知,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

  原标题:“洋医院”扎根中国还要迈过几道坎?--7省市试点外资独资医院追踪

  新华网北京8月28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吕诺、龚雯、吴俊)国家卫生计生委、商务部近日发出通知,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

  业界认为,此次试点标志着医疗市场进一步开放。“洋医院”能否在中国顺利地生根开花?能否推进优质医疗资源的“蛋糕”做大?能否成为一条“鲇鱼”,刺激公立医院加快革新的步伐?

  在记者采访中,老百姓对“洋医院”的期待,主要包括“能在家门口看上高水平洋医生”“排队时间短一点,服务态度好一些,看病价格合理一点”,以及“与公立医院形成竞争,治治大医院的傲慢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说,外资独资医院一般在资金、规格、服务质量等方面优于本土民营医院,其进入将提升我国现有民营医院整体水平,也会对公立医院产生外部竞争压力,对老百姓是好事情。

  不过,在很多人看来,“洋医院”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其定位是否要走“高大上”路线?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表示,外资独资医院在我国医疗体系中承担的是“补充”的角色,在中国整体就医市场规模中不会太大。一位业界人士表示,“洋医院”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两类:在华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以及国内的高收入人群。

  创办于1996年的北京和睦家医院,属于我国首批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院长盘仲莹认为,当前中国医疗市场,最缺的是国际先进的医疗机构管理经验、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以及医学技术和先进设备等资源。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说,外国资本来北京市投资医院,一般青睐走高端路线,正可改变北京市高端医疗机构缺乏的现状。

  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了解到,目前,我国境外资本独资医院仅有两家,分别是台资独资的上海禾新医院,以及港资独资的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

  据“过来人”总结,外资独资医院最难跨过的坎儿,是医保、人才以及药品设备等三大难题。

  医保: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一般百姓看不起“洋医生”。

  2002年创建的上海禾新医院是所著名的“洋医院”。一位上海市民说,禾新医院就诊环境和服务态度都很好,但是看病不能医保报销,“那里更适合有钱人看病。”

  未被纳入医保,是禾新医院门诊量不高的重要原因。院长张焕祯介绍,该院每天可接诊800至1000人,然而实际日接诊量仅三四百人。

  被纳入医保的“洋医院”,更容易受到患者青睐。由香港知名眼科医生林顺潮创立的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自去年3月开业以来,一直将挂号费、诊疗费、基本检查费等打包收费,内地医生门诊打包收取150元一次,外籍医生分别为300元、500元和800元一次,不少患者觉得有点贵。

  今年7月25日,该医院被纳入医保,随即调整了收费系统和标准。对于综合医保患者,该院5名内地医生全部按照深圳二级医院标准收取诊金,一名被纳入医保的外籍医生看病还需自费支付150元的特殊专家服务费;其他外籍医生和自费病人则沿袭原有收费模式。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梁鸿说,外商独资医疗机构实施市场化定价,应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减轻基本医保和个人支付压力。

  人才:外国医师一次注册不能超过一年,公立医院人员流动受限。

  德国阿特蒙集团创始人赖纳表示,根据《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外籍医师在华只能从事不超过一年期限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业务活动。注册期满需要延期的,必须重新办理注册。这对医护人员的聘用将是一大考验。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孟庆跃建议,简化国外医师执业手续,如在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内执业的外国医生采取备案制。

  创办南京明基医院的台湾明基友达集团董事长李焜耀表示,很希望利用大陆现有的公立医院人才组建医师队伍,“可是这很难,某些体制问题限制了公立医院人员的流动。我们希望中国的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可以早点落实。”

  “迄今为止,国内的外资医疗机构大部分为中外合资,纯粹独资的医院发展脚步较缓,原因很简单:虽然鼓励和引导社会办医的意见有了,但缺乏落实的细则。”庄一强说。

  在药械设备方面,林顺潮建议,对经港澳台地区及国外批准,但尚未获得我国药监部门审批的少量特效药、急用药品、器械等,在审批环节要给予支持。他说,以眼科移植用的角膜为例,其进口需要从省到市层层审批,对保存期只有几天的角膜来说,根本等不及。

  张焕祯说,从政策上看,对社会资本办医是“鼓励和引导”,对于境外资本办医则是“允许”,很多政策看得到却用不上。例如,外资医院很难享受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用电、用水、用气、用热也不可能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经营成本压力较大。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说,“洋医院”的前景还需观望,关键在于整个中国医疗市场的政策环境是否足够开放。比如多年来一再提出要将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一碗水端平,但弹簧门、玻璃门依然存在。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以上。

  面对巨大的需求和市场,我国社会办医的规模却十分有限。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字,我国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数约占总数的47%,而床位数仅占11%。到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应达到总量20%左右。

  在社会办医中,随着我国境外资本办医政策不断放宽,近年来合资、合作医疗机构越来越多。今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明确,将港澳台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扩大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其他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定区域设立独资医疗机构。

  此次,两部委要求试点省市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商务主管部门制订本省市设立外资独资医院的试点实施方案。

  据了解,一些省市纷纷向外资医院伸出橄榄枝。例如,天津市已提出在滨海新区开展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对社会办医建设导向、规划管理、准入管理、土地、医保、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执业监管等方面明确了支持政策。

  境外资本闻风而动。上个月,德国阿特蒙集团等公司机构就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阿特蒙医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参与采写记者:仇逸、李亚红、朱旭东、张建新、冯璐、董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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